牛茂林:谈关于革命公园的几篇回忆文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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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革命公园的回忆,《新城文史资料汇编》下册早就刊登过两篇。一篇是908页杨向曦先生写的《革命公园开建的历史与现状》,一篇是1077页张兴权先生写的《西安革命公园的变迁》。这两篇文章其实已经把革命公园的前世今生说清楚了,特别是张兴权那篇,内容详实,可信度很高。可是,2018年第2期《新城文史资料》又发表了童海峰先生的《我所了解的革命公园》一文,其中内容不乏可供参考之处,但有些事实却违背历史,需要予以辨析。

童文说,“公园建成后,最早占用的地方是公园西北角,1928年至1931年在此兴建了七贤庄。之后,后宰门小学随之落成。”据《西安市志。大事记》“1936年12月:新市区尚平路以东的一德庄、四皓庄,以西的五福庄、六谷庄,北新街以东的七贤庄等新村陆续建成,成为西安城内最整齐美观的民宅区。”可见,七贤庄是1936年建成的,绝不是1928年至1931年。另,后宰门小学创建于1935年,初名公办北后街小学,1943年更名北新街小学。1952年9月更名为后宰门小学。1935年离1927年建成的革命公园有相当一段时间,不是“随之”。后宰门小学的历史,见《新城区志》。

童文说,“1959年市政府将西安周边的杂耍艺人集结起来,在公园的西北角成立了西安市动物园。”这一说法有些离谱。事实是张兴权所讲的“自1956年至1977年,西安动物园还曾建于革命公园西门内。(西安动物园,原为苏州同法动物流动展出团,1956年来西安展出时,逢社会主义“三大改造”开展,该团主动申报,经批准改造为动物园。)……..1965年至1976年与革命公园合并。”另,《西安百年大事要览》一书(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)256页“西安动物园”词条明确记载:“1956年,苏州同法动物流动展出团公私合营,经西安市政府批准以之为基础成立西安动物园”。 由于笔者家住文化巷,文革前叫廉德里,距革命公园只有10分钟的路程。1956年我已上小学六年级,多次去过当时的动物园,故对动物园的印象记忆深刻。1956年创建确凿无疑。

童文说,“1943年,在张凤翙、张钫、冉寅谷、丁履进、张警吾五人建议下,西安市政处即邀西北农学院章守玉教授设计出《张公纪念碑设置地区布置图及碑亭设计图》。1946年竣工落成。……..解放后,因建立动物园,将纪念碑移出。”但西安文史专家、曾在市档案局和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了20余年的王民权先生考证(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:《张季鸾:不说不成的几件事情》,见王民权先生著、西安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《掰开历史的皱褶》一书97页)说,“1943年5月16日,张凤翙、张钫联络冉寅谷、丁履进、张警吾等直接上书熊斌(省主席),郑重提出在革命公园为张季鸾立碑事。且写信时碑石已由李子逸(元鼎)、茹卓庭(屹立)、寇胜浮(遐)诸先生撰文书丹,镌刻完竣。熊斌得函,自然乐观其成。1943年6月13日边致函西安市政处处长黄觉非。黄氏接函颇为重视,最后议定由市政处再代建碑亭一座,以壮观瞻。…….市政处最后勘定园内忠烈祠后西北荷花池西岸为碑亭地址,并于12月17日下午由处属工务局公开招商。后于(次年)2月1日动工,5月18日竣工。”这里说的很清楚,是1943年12月招商,1944年2月动工,5月18日竣工。怎么可能一个小小碑亭会干三年,到1946年才完工?

童先生在他谈革命公园的文章中说,革命公园一共有四个烈祠,一个忠祠。这一说法除《新城区志》在介绍“革命公园”时简单提到外,没见其他书籍、文章阐述。王民权先生关于忠烈祠也有一篇《民国西安忠烈祠考》(见前引书138页),可供参考。他说,“忠烈祠在革命公园。其前身是1927年辟园时所建之烈士祠,原供陕西革命历次战役阵亡战士牌位一个。1940年9月,国民政府公布并规定:国民政府所在地、各省(市)政府及县(市)政府所在地,均应设立忠烈祠一所。”“当地原有类似忠烈之祠庙,得由各该官署酌予归并。”陕西省政府决定改烈士祠为忠烈祠,重行修建,并将原供阵亡之战士牌位移至园中东花厅内,于1943年3月20日举行典礼,“将革命忠烈牌位及中央颁布与国有勋之各抗战将士牌位送入祠内。”这就是说,忠烈祠初建时不叫忠烈祠,而叫“烈士祠”,是1940年才更名的。

毋庸讳言,童海峰先生关于革命公园的种种说法,有些资料很宝贵。但由于作者不是专业文史工作者,占有资料有限,不足之处难免。我这里指出,是想不让读者以讹传讹,贻误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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